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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不足的欧元(二)

2013-9-9 17:55| 发布者: huashangbao| 查看: 1389| 评论: 0

摘要: 张丹红没有民主基础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师克雷默尔(JörgKrämer)曾经说:“欧洲有个欧元区,但没有欧元人民。”欧元是个在政治理想和教条孕育下的精英项目,我曾经详述。统一货币的设计者们对经济学家的 ...



张丹红

 

没有民主基础

 

德国商业银行首席经济师克雷默尔(Jörg Krämer)曾经说:“欧洲有个欧元区,但没有欧元人民。”欧元是个在政治理想和教条孕育下的精英项目,我曾经详述。统一货币的设计者们对经济学家的警告置若罔闻,对民意如何就更是漠不关心了。他们的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政治远景。德国畅销书作者萨拉岑(Thilo Sarrazin)在他的著作“欧洲不需要欧元”中写到:“像很多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样,赫尔穆特-科尔也被一种使命感所驱动。他担心自己的继任缺乏足够的智慧和权力,因此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将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敲定,即使一些技术细节尚未澄清。”他对自己的继任尚且不放心,就更不用提普通老百姓了。

    也许在德国政治家的眼里,老百姓的觉悟太低。所以选民只能决定哪个政党进入议会以及各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分配。德国人不能直选总统、总理,全国范围的公投百年不遇。科尔曾经说过,如果就统一货币举行全民公投,结果肯定是负面的。他于是得出结论,公投是万万使不得的。

    能够由此说欧元是以不民主的方式强加给部分欧洲人民的吗?好像不能。1992年,为货币联盟奠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被各国议会通过。议会是全民选举产生的,多数议员拥戴的按理说也是民心所向。3个国家为此举行了全民公投。结果,丹麦人多数反对。欧盟后来答应丹麦完全由自己决定是否以及在何时加入货币联盟,这个崇尚自由的北欧小国才在第二次公投时货币联盟开了绿灯。法国和爱尔兰的公民虽然投了赞成票,但结果并不令人信服。法国的支持率只有50,5%,可以说要多悬有多悬。

    这样的结果本应引起欧洲政治家的反思。如果在自己的国家公投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老百姓对货币联盟的热情不高?这一切是否操之过急?是否应当多对公众做解释工作?不过,要求政治家反思自己做出的决定也许相当于要求素食者吃肉。老百姓的觉悟偏低,对欧洲事务或者漠不关心,或者有逆反心理。等他们同意得猴年马月。如果事无巨细都由全民表决,那么政府和议会就可以立即取消了。在特定历史时刻,政治决策者应当有力排众议、做出孤独决定的勇气。这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货币联盟不属于这一范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欧洲是一片和平、繁荣的乐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特色,内部市场使人员和货物畅行无阻。美中不足的是:一不小心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要兑换货币。这确实有点儿麻烦。不过,五花八门的货币也是欧洲众多国民经济自由竞争的象征。一句话,成立货币联盟既不紧迫,也没有明显的必要。

     德国人常说搬次家像着一次大火,指的是由此带来的无数预算内和预算外的开销。那么换一次货币给国家带来的负担大概得相当于火灾、旱灾、水灾和地震的总和。欧元是德国人近100多年来拿在手里的第5种货币。如果说前几次的货币改革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最后一次是德国自愿放弃了象征战后经济奇迹和金融实力的马克,换回来的是建立在对未来憧憬与忐忑基础上的欧元。

    真的是自愿吗?很多德国人不这样认为。他们看来,当初引入欧元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按照1998年欧元诞生前夜的民调,当时反对货币联盟的德国人比率高达60%。有人说:既然你不愿失去马克,当初为什么在选举中不厌其烦地投基民盟的票,使科尔连续做庄16年呢?这样的论点只有部分道理。一来欧元从来就不是选战的题目,执政党和主要在野党在货币联盟问题上观点一致;二来选民关心的主要是国内事关民生的话题,货币联盟在成立之前既抽象又遥远,不能要求选民将议会选举作为对未来统一货币的公投。

    现在生米煮成熟饭。债务危机使货币联盟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没有统一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欧元区政治家面对危机束手无策;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欧元区各国公民没有齐心协力渡过难关的劲头,而是互推责任,互不理解。德国经济学家许夫纳(Martin Hüfner)要求货币联盟成员国重新赢得欧元的民主合法性。言外之意,各国都应就统一货币进行全民公投,只有欧元获得多数民众支持的国家继续留在欧元区。

 

    低息的诱惑


    对慕尼黑ifo经济研究所所长辛恩来说,欧元的历史应当从1995年算起。因为在那一年,欧元诞生终成定局,各国开始为达标而努力。金融市场对可能成为首批欧元俱乐部成员的国家逐渐开始一视同仁。对一向深受高利率之苦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来说,欧元的即将到来好像是上天的一份厚礼,支付同样金额的利息可以得到两倍、三倍于从前的贷款。希腊紧随其后,其国债的风险溢价一度与德国不相上下。

在德国商报资深记者Norbert Haering看来,欧元的低息优势给过去高利率、低收入的国家带来很不健康的繁荣,“工资和物价随之不成比例地上涨,房地产的价格一路攀升。”西班牙和爱尔兰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西班牙的楼市价格在1995到2007年之间翻了三番。爱尔兰的房价在2002到2007年5年间上涨65%。这两个国家也是危机爆发前欧元区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1995到2007年之间,爱尔兰年均增长率达到6%,被称为“凯尔特小虎”。葡萄牙也掀起建设热潮。希腊的增长则以私人消费为推动力。

    这样的繁荣虽然缺乏健康的基础,却可能维持相当长的时间。这些国家由工资和物价上涨带动的通胀率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而欧洲央行的利率却一视同仁,因此,南欧和爱尔兰祛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际利率低于其他欧元国家。在这样优惠的条件下,不借贷似乎成了傻瓜。贷款投资的目标自然又是火热的楼市。再以西班牙为例: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1992年,建筑和房地产领域的贷款相当于GDP的10%;200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3%。

    资本在这些高增长的国家越是有利可图,便越吸引其他欧元国家的滚滚财源。这使本来就没有稳固根基的增长人为地得到延长。增长期越长,隐患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欧债危机不仅是国债危机的原因。西班牙又是最为生动的例子:2007年,该国国债只占GDP的36%,是欧元区、乃至整个西方发达世界的模范生,但是私人欠外国资本的债务却高达GDP的60%以上,是其他“欧猪”四国的总和。

 

    内部不平衡加剧

 

    欧元国经济发展的参差不齐是欧元区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也是最大的隐患。这里有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德国,有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卢森堡;另一边是基本仍属于农业国的希腊以及加入欧元区之前刚刚脱贫的葡萄牙。德国的西门子、巴斯夫世界闻名,奔驰、宝马令人神往,希腊除了迷人的自然景色,值得一提的出口产品只有橄榄油和奶酪。这样相差悬殊的经济体被绑在同一个货币区内。欧元设计师本来以为统一货币将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但结果事与愿违。

人口只有8千万的德国多年保持世界冠军的头衔,直到2009年才被中国赶超。德国经常帐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德国出口的产品中,40%的买主是欧元区的近邻。过去10年中,德国贸易顺差增长的幅度与所谓“欧猪”(PIIGS)5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贸易逆差的涨幅大致相当。德国经济的竞争力日盛,而PIIGS外加法国工业的竞争力日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成为欧元俱乐部成员之前,那些所谓软通货国家为举债而支付的利息有时达到两位数的百分比。结果自然是总债务的上升。为了提高竞争力和还债能力,这些国家便拿出那个百试不爽的招数:本国货币贬值。于是,出口又变得顺畅,外资又被吸引进来。

    有了统一货币之后,投资者深信硬通货国家最终不会对软通货国家见死不救,于是将欧元区国家的信用一视同仁。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借贷利息骤然下降。2003年,希腊债券的收益率只比德国高出0,09%。这些国家可惜没有利用欧元带来的厚礼理顺财务,勤俭持家,而是终日狂欢,一醉方休。希腊人的工资像脱缰的野马。很多公务员一年拿15个月的工资,为此只需一个星期去衙门点个卯,其余时间干另外一份工作。德国图宾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斯达巴蒂(Joachim Starbatty)说:“1995年以来,希腊的单位劳动成本提高了75%,德国几乎是原地踏步。”

    德国在货币联盟成立的头几年,一边仍在消化两德统一带来的阵痛,一边在经济低迷和失业队伍不断壮大的怪圈里打转。痛定思痛,2003年,施罗德总理开始对福利体系、劳动市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工会在劳资谈判中采取克制态度,将保障工作岗位放在首位。考虑到通胀率的因素,德国雇员的实际工资几年时间里没有什么变化。这给德国产品带来不可忽视的价格优势。

    2003年确实可以说是德国命运的转折点:国家、经济界和工会拧成一股绳,加上德国坚实的工业基础和无数创新的企业,使这个“欧洲病夫”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欧洲的尾灯变成了火车头。

    如果在马克时代,德国货币无疑将会升值。但欧洲央行统筹货币政策,顾东顾不了西。结果,欧元的汇率对德国来说过低,有专家称低估的幅度约为20%。一边是单位劳动成本多年不变,另一边是低估的货币,使德国企业占了双重的价格便宜,也使德国工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劲。

    在欧元区的边缘国家,欧元的汇率过高。若在过去,希腊、意大利等国面对德国的强势,完全可以高枕无忧。它们只需让自己的货币贬值,使本国产品物美而价廉,提振出口,从而缓解甚至消除不平衡。但统一货币的诞生无异于从这些国家手中剥夺了贬值这一有效而且相对舒适的工具。现在它们只剩下削减工资这个所谓内部贬值的办法。据Goldman Sachs的一份调查报告,尽管希腊人的收入已大幅压缩,该国仍存在30%的贬值需求,葡萄牙必须内部贬值35%,西班牙和法国将国人收入降低20%,才能达到与接近德国的竞争力。

    重新赢得竞争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实行体制改革,增强劳动市场的灵活性。但这意味着短期内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失业。对不少人来说,体制改革的剧烈程度不亚于直接削减工资,而且中期才能见效。

    欧元国之间的不平衡造成债权国和债务国同在一个屋檐下,既加深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使危机的解决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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